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探索的民族自救之路

当前阅读:       发布时间:2008-01-11

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探索的民族自救之路

 

邹平一中历史教研室主任  刘庆亮

 

第一集  初到邹平

 

1931年,那是一个春天,一大群知识分子模样的陌生人,从周村下了火车以后,带着成箱的书籍和各种行李,乘坐马车来浩浩荡荡地来到邹平县城。看他们的穿着,与当地人不同,有的长衫礼帽,有的西服革履。听他们的说话,南腔北调,都是外地口音。他们的到来,一时引起了邹平县城不小的轰动。人们议论纷纷,这是一些啥人呢?他们来邹平干什么呢?他们为什么来邹平呢?

这群陌生人,就是梁漱溟和他的朋友与学生们。

他们为什么来邹平呢?

 

(一)

概括起来,梁漱溟来邹平有三大原因:

第一,梁漱溟要找一条民族自救之路。

梁漱溟来邹平要干一件大事,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事,他要为旧中国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——一条民族自救之路。那梁漱溟是什么人啊?怎么这么狂妄和自信呢?

说起梁漱溟,在近现代史上那可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他祖籍广西桂林, 1893年生于北京,1988年去世,享年95岁,他这一生,经历了清朝晚期、中华民国、新中国,一直到改革放,基本上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。他一开始是追求西方的民主政治,1911年他还在顺天中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加入同盟会,后来参加辛亥革命,当了《民国报》记者;1916年袁世凯死了之后,当时南北的政治势力势均力敌,最后联合建立了一个南北统一内阁,梁漱溟就在这个民国政府的内阁中干了司法总长的机要秘书。当时司法部有两个秘书,一个是42岁的沈均儒,一个是24岁的梁漱溟。

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,但他从小就喜欢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。中国民国有名无实的混乱局面,使他民主政治的梦想破碎,他非常苦恼和郁闷。于是他顿入佛学,甚至想出家当和尚,他写了一篇研究佛学体会的论文,叫《究源决疑论》,很快著名的上海《东方杂志》把他这篇论文发表了。这篇论文引起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注意,他非常赏识梁漱溟,1917年竟然把只有中学学历、年仅24岁的梁漱溟聘到北京大学,去讲印度哲学。梁漱溟没有辜负蔡元培先生的希望,刻苦研究,勤奋努力,进步很快。他来北大四年后,写了一本书,叫《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》,在学术界一鸣惊人,他被频繁地邀请到全国各地演讲。而正当梁漱溟在学术研究上如日中天的时候,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:辞掉了北京大学的职务,从繁华的北京,来到了贫穷艰苦的农村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

说到底,这是梁漱溟处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热情的做出的抉择,这不是一般世俗的眼光可以理解的。众所周知,鸦片战争后,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到梁漱溟生活的二三十年代,中国社会的危机已经空前严重了:外有列强侵略,内有军阀割据,天灾人祸,生灵涂炭,民不聊生,社会动荡不安。

面对危局,象梁漱溟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是很多的,他们先后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救亡运动,先是康有为主张学习英国和日本,实行君主立宪,进行戊戌变法;后是孙中山主张学习美国和法国,实现民主共和,领导了辛亥革命。这些探索,在当时都先后走向失败!之后,共产党又主张学习苏联,走社会主义道路,掀起国民大革命。但是,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,镇压了国民大革命,革命进入低潮,毛主席领着队伍上了井冈山。有思想的中国人都在苦苦思索: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?

这时,在北京大学教学的梁漱溟也在积极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。他认为,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在中国走不通,是因为康有为、孙中山和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:他们没有认清中国的国情,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,而是照搬了外国的经验和模式!

那么,中国特殊的国情是什么呢?

梁漱溟认为,中国是一个“伦理本位、职业分途”的社会。“伦理本位”是相对西方国家而言的,他说西方国家重视团体组织,重视集体生活,中国重视家庭血缘关系,重视家族宗法意识,中国人把社会和国家当作一个放大了的家庭,中国就是伦理政治,伦理社会,老百姓把政府官员叫“父母官”,父母官把老百姓叫“子民”;西方国家讲究法制与原则,不讲究面子和人情,而中国重视亲情与面子,不太讲究法制和原则,注重家族关系,亲戚关系、老乡关系、师生关系、同学关系等等;“职业分途”是说中国虽然有贫富贵贱之别,但是各阶层之间并不固定,是转换不定的。比如,科举考试可以让社会底层的人进入进入上层,土地可以自由买卖,地主和农民也是相对的。所以,中国不象西方工业国家那样存在尖锐的阶级对立。当前,中国最大的问题是: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,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已经崩溃,学习资本主义的道路失败了,学习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没有走通,中国已经处于“中不中,西不西”的尴尬境地。因此,中国最需要的是进行社会改造,去重新建立“中国特色”的社会秩序和文化。

如何进行社会改造呢?梁漱溟认为有三大策略:

第一,必须从农村入手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都在农村,农村是整个国家的基础。但是,前边历次的社会运动,注意力都集中在城市,最终都没有成功。

第二,必须以教育为手段。中国农村太落后,广大农民没有文化,大部分都是文盲。搞民主政治,他不懂。搞科学技术,他不会。梁漱溟认为,要真正实现现代化,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,所以教育是根本。

第三,必须走合作化道路。中国历来是小农经济,一盘散沙,各顾各家,必须组织起来,然后才能推行科学技术,实行民主政治。

梁漱溟非常自信地断言:中国既不能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,也不能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,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,就是他的乡村建设方案,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!

这时候,他踌躇满志,自信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。所以,这时候他迫切想找一个地方试试看。于是,他毅然不辞辛苦,不计名利,从城市来到农村。

第二,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大力支持。

梁漱溟来山东之前,实际上已经在广东和河南搞过两次实验,但是都失败了。

1928年梁漱溟的老朋友李济深在广东主政,邀请梁漱溟去广东进行村治实验。但是,广东的政局很快发生变化,李济深倒台,被蒋介石扣了起来,梁漱溟的实验随之失败。1929年梁漱溟又去了河南,河南的政府主席当时是韩复榘,在他支持下,梁仲华等人正在搞村治学院,他们盛情邀请梁漱溟参加他们的活动。但是,刚刚一年时间,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,战争的中心就是河南,梁漱溟的实验再次破产。中原大战之后,韩复榘转到山东干政府主席,便邀请梁漱溟和河南村治学院的原班人马来山东,继续搞他们的乡村实验。这样,1931年初梁漱溟又来到山东。

韩复榘早年在冯玉祥部队的时候,曾经听过梁漱溟的演讲,对梁漱溟非常尊重,也很热情,开口闭口地称梁漱溟“先生”。这个时候,他在济南设宴招待梁漱溟,他说,现在这个形势,不搞改革混不下去,但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,才疏学浅,不会搞改革,今后山东搞改革,我就靠先生了,我就是迷信先生。他聘梁漱溟为“政治高级顾问”,并从省政府先拨款10万元,作为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经费。

在大家的印象当中,韩复榘是个草头王、大草包,我们山东关于他的笑话就更多了。他为什么会如此热情地支持梁漱溟这些知识分子呢?说白了,一是为了装点门面,显示一下他的开明;更重要的是,梁漱溟搞的乡村建设实验,有利于他的地方统治。而梁漱溟呢,要实现他的政治抱负,又必须找一个支持他的地方政权。所以,他们就走到一起来了。

第三,邹平符合梁漱溟的实验要求。

在选择什么地方做实验基地时,梁漱溟很是费了一番心思。他带着七八个人,先后考察了济南周围的几个县,但是都不很满意。那他想找个什么地方呢?按照梁漱溟的想法,搞实验的地方必须符合两个条件:第一交通要相对方便,但又不能离济南太近,以避免省政府太大的干扰;第二还必须社会结构简单,没有大地主,可以让他顺利地实施自己的实验计划。

经过考察,梁漱溟认为邹平正符合自己的条件:第一,邹平西距济南160多里,有一段距离;但交通还比较方便,离周村火车站只有30里。第二,邹平当时比较小,是典型的农业地区,当时人口只有16万,面积600多平方公里,相当于今天邹平县面积的一半(现在的邹平县是建国后合并了长山县和齐东县建立的,现在有1251平方公里)。邹平当时贫富悬殊不大,大部分是自耕农,没有大地主。所以,最后他们来到了邹平。

那么,他们来邹平之后,在什么地方安营扎寨了呢?

他们在现在邹平一中老校的位置安顿下来。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?因为他们人比较多,还要搞各种活动,得找一个比较大的地方。当时县城里边比较拥挤,不好找空地方,于是他们到县城外边找。当时,邹平县城比较小,老一中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城门外边的东关了。在马路北边,有一家卖盐的商店,院子比较大,有十几亩地,是三家合伙的买卖,由于经营不善已经面临倒闭。经过协商,梁漱溟他们买下了这个院子,对房舍简单做了一下装修,然后又在院子里新盖了一座礼堂和七座教室。这时候,地方还不够,他们就向县政府报告,把靠东的一座天齐庙(道教祭祀泰山神)征过来,改做了梁漱溟的办公室。他们还想铺一个操场,但是地基不够,他们想向北扩建,把院强外边的一块空地买下来。

在征这块地的时候,还遇到一点麻烦。院子北边这块地,是东关村几户农民的菜地,平常他们种点菜,除了自家吃菜之外,还能换点零花钱,所以不愿卖地。经过交涉和思想动员,他们中间有一个叫薛文斋的人,有点文化,比较开通,在了解了梁漱溟的想法之后,就说,人家梁先生从大城市来到农村,抛家舍业地帮助咱们搞乡村建设,不容易,咱们得支持人家的大事业,然后就带头把菜地让出来了。其他几户在他的带领下,也相继同意把地让了出来。这样,征地问题得以解决。梁漱溟对薛文斋和这几户村民印象很好,后来都成了朋友,梁漱溟还给他们写了一字画。

准备停当之后,1931616日,梁漱溟和他的同事们挂牌成立了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”,正式开始他们的实验工作。

 

 

(二)

在邹平安营扎寨之后,梁漱溟信心百倍,想在邹平大展宏图。可是,令他没想到的是,从19316月到19337月的两年多的时间里,他的乡村建设却没有从实质意义上真正展开。这是为什么呢?

原因有两个:第一,当时邹平人还不了解乡村建设运动,从思想上接受他们还需要一个过程;第二,邹平实验县还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,他们的自主权还比较小,很多改革要受到国民政府和省政府体制的束缚。

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,梁漱溟并没有悲观失望,而是积极应对,认真准备,先后采取了五大措施,逐步打开了局面,为后来的工作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。那么,他采取的五大措施是什么呢?

第一,举办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:乡村教师有文化,容易接受新鲜事物,他们又与当地群众联系密切,通过培训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乡村建设。因此,研究院从193191日开始,连续举办了两期乡村教师讲习班,每期四周,共培训教师400名。

第二,举办农产品展览会:为了让群众更直观地感受乡村建设运动,研究院在19311025日举办了第一次农产品展览会,展览会共展出改良农具、改良作物、家禽品种等2800多种,这在当时比较封闭的邹平来讲,还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。远近的老百姓扶老携幼、大车小辆地一起来县城赶会,参观者达到4万多人,占到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。

现在,在邹平东范村退休教师王效平老师的家里,还珍藏着一枚制作精美的银盾,这枚银盾是老师的父亲王英贤当年参加农产品展览会得到的奖品。银盾中间刻着“农为国本”四个字,落款是当时实验县县长梁秉琨。王英贤老先生当年是远近闻名的木匠,手很巧,爱钻研,他发明了一种手摇缠穗机。当时,农村织布需要把棉线缠成线穗,用手工缠一个线穗需要20分钟左右,而王英贤发明的手摇缠穗机一次却能缠两个线穗,并且2分钟即可,工作效率提高了几十倍。这项发明参加展览会后荣获一等奖,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轰动。

展览会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,研究院趁热打铁,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又连续举办了两届农产品展览会。这两次展览会的规模和档次有了进一步提高,研究院从全省征集了6000多个展品,每次参观者都达到57000多人。通过展览会,邹平人加深了对研究院的了解,对科学技术知识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性认识。

第三,进行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。当时的邹平以农业为主,老百姓花钱主要靠养猪和养鸡,梁漱溟就想从这里入手,进行农业科技推广:研究院从美国引进优良品种波支猪,然后与本地猪杂交,培育出新的品种,这种猪长得快,个头大,每头猪平均比本地品种多产肉50多斤。其次,研究院从意大利引进著名的莱克亨鸡,培育出的新品种产蛋率比本地土鸡高一倍。除此之外,研究院还引进了棉花、小麦、高粱、大豆、各种果树、桑蚕等一大批改良品种。

但是,研究院的科技推广工作一开始进展得并不顺利!

2002620中央电视台《人物》栏目,播放了梁漱溟的专题片,节目组当时采访了邹平的一位王老先生,他回忆当年他大爷买了一头小波支猪,这头小猪跟本地猪长得不一样,嘴巴子很长,很瘦很小,他大娘看到后就很有意见,说这样的外国品种,咱不会喂啊!这种担心,在当年的邹平很有代表性。

对这个情况,梁漱溟早有思想准备。他说,农民观念落后,而且一盘散沙,各顾各家,要大面积的扩展实验,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,通过广泛的教育,才能更好地推广科学技术。

接下来,梁漱溟和研究院采取了第四项措施——创办乡农学校。193111月,研究院师生300多人一起下乡,去村里边组织建立乡农学校。这项活动三个月之后初见成效,他们在全县共创办了91处乡农学校,入学人数达3996人。乡农学校启发引导农民自觉地、有组织地进行合作改良,对引进的优良品种,通过对比实验和农户示范,让广大农民逐步认识到这些农业科技给他们带来的实惠,于是农业技术逐渐推广开来。

与此同时,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:随着工作规模的扩大,研究院的人手严重不足。这个燃眉之急,梁漱溟是如何解决的呢?

第五项措施——培养和延聘人才。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之后,下设研究部和训练部。训练部主要培养基层乡村建设工作的实用型干部,第一期招生范围以邹平为主,招生对象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人,学制一年,一个学生每月补贴5块大洋。2002年中央电视台《人物》栏目专题片中,采访到邹平当时还健在的一位老太太,她是训练部的学员。她介绍说, 5块大洋,除了吃饭、买书和零花外,每个月还能剩下钱。食堂吃饭,一般是八个人一桌,饭菜标准是四菜一汤。训练部1931年招收第一届学生300人,1932年从鲁西南招收第二届学生320人。后来,1934年和1935年还从全省分别招生280人,四届学生加起来共计1307人,他们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骨干力量。

研究部主要培养进行乡村建设理论研究的高层次人才,招生对象是省内外的大学毕业生,培养方向是研究生,主要课程都是梁漱溟亲自负责。研究部的学制两年,一个学生每月补贴10块大洋。1931年第一届招收30名学生,1934年和1935年又办了两届,各18名,共培养研究生66名。邹平南范村当时有个小伙子叫李守文,家庭条件很好,曾经在济南读过书。研究部第一届30个学生中,从邹平招的学生只有2个人,李守文因为文化水平高被有幸录取。李守文在同学们中,年龄较小,但是学习用功,非常上进,梁漱溟非常赏识他。研究部毕业之后,李守文被留在实验县政府干秘书,不久被提拔为教育科长,后来又担任了财政科长。

现在,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大批学生,非常需要一些懂教育的人。这时候,梁漱溟想到了一个人——陶行知。

1929年梁漱溟参观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时,非常欣赏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事业,当时就向陶先生提出请求,希望将来搞乡村建设时能够得到陶行知的支持,给他派几个干将去搞教育。现在,梁漱溟确实需要人了,就给陶行知写信请求帮助。陶先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,经过斟酌,最后决定派他晓庄师范的教导主任来邹平。这个人是谁呢?是教育专家——杨效春。其中,杨效春是陶行知晓庄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,这个人很有能力,也很热心乡村工作,在邹平期间,经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下乡,到各乡农学校视察指导工作。当时搞乡村教育没有教材,他就下手编写了大量的教学资料和课本。其中,最出名的一本书叫《乡农的书》。梁漱溟非常器重他,后来让他担任邹平国立简易师范的校长,并兼任邹平实验县政府的教育科长,主管全县的教育行政工作,邹平实验县的教育工作很快进入良性循环轨道。后来,杨效春被人从邹平挖走了。谁呢?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,他来邹平考察时,对邹平的乡建工作非常满意。当时,他出资在他的老家安徽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,正缺校长,就向梁漱溟提出请求,请梁先生帮忙物色人选。最后,梁先生忍痛割爱,把杨效春派给了张治中。之后,陶行知先生又给梁漱溟先后派了两个人来邹平,一个是潘一尘,一个是张宗麟,当时都是他的得力干将,非常优秀的教育专家。

不仅仅是研究院缺人,这时候实验县政府也缺人。缺什么呢?缺县长!开始的时候,县长的人选一直不稳定,两年换了三任县长:梁秉琨、朱桂山和王怡柯。没有办法,梁漱溟1933年还亲自兼任了两个月的县长职务。咱们邹平的历史上,梁漱溟先生曾经干过县长!之后,他就物色到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名叫徐树人,是江苏吴县人,当时在河北省东光县干县长。他思想进步,很有能力,在报刊上了解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之后,非常感兴趣,对先生非常敬佩,应该是先生的一个“铁杆粉丝”。徐树人经常给梁漱溟写信请教问题,并到北京专程拜访了先生。梁漱溟有一次出发去河北,顺便回访了徐树人,交流过程中,先生就提出邀请,想让徐树人去邹平工作,两人一拍即合。很快,徐树人就向河北省政府王树常提出辞呈。但是,王树常没有答应徐树人的要求,事情被搁浅。梁漱溟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,就给他的老朋友——河北省教育厅厅长陈筱庄写信,请他从中帮助协调,讲明确实是邹平实验县缺人,不是徐树人有什么个人想法。徐树人的辞职请求这才得到批准。梁漱溟来到邹平之后,从1933年到1937年,一直担任实验县县长,他作风正派,工作扎实,深受群众欢迎,成为梁漱溟的得力助手。

梁漱溟求贤若渴,想尽各种办法,利用他的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,从全国各地吸引人才。七年多的时间里,有100多名专家、教授等高层知识分子,抱着振兴农村、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,不惜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,追随梁漱溟来到邹平,投身艰苦的乡村建设工作。例如清华大学工程院的顾毓秀、施嘉炀,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梁家声,南开大学的何廉、方显庭,燕京大学的杨开道、许士廉、张洪钧,华洋义赈会的章元善、于永兹、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杨效春等。尽管这些名字我们今天比较陌生了,但在当时都是在国内名燥一时的专家学者。

经过两年的紧张筹备,梁漱溟在邹平已经聚集了大批人才,老百姓也接受了他的乡村建设事业,这个时候,恰好一个重大历史机遇来了,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向了高潮!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机遇呢?请看下集:兴衰荣辱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第二集  兴衰荣辱

 

上次我们说到,梁漱溟在邹平经过两年多的紧张筹备,基本上具备了全面进行乡村建设的群众基础、人才基础和组织基础。这时候,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来临,把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向了高潮。

这个机遇是什么呢?193212月国民党中央召开全国内政会议,通过了县政改革方案、地方自治改革案等。19337月,山东省政府又根据这次会议精神,确立邹平和荷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,两个实验县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。

这个机遇给梁漱溟带来两个好处:第一,乡村建设实验由此获得了合法的身份,与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实验合二为一;第二,梁漱溟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,比如实验县可以截留50%的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,实验县的各级行政人员由研究院自己任命,实验县的县长人选也是由研究院向省政府提名,而且后来实验县的范围扩展到全省十几个县,所以研究院当时有“第二省政府”之称。

这时候,梁漱溟亲自担任了研究院院长,并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。机会来了,梁漱溟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一展抱负了!接下来,梁漱溟是如何把握机遇,把自己的事业做大的呢?他在邹平干了哪些有意义工作的呢?

 

(一)

在梁漱溟的战略中,乡村建设实验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,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。尽管这些工作纷繁复杂,但是梁漱溟只用四个字,就概括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:“政、教、养、卫”。

政——县政改革。从梁漱溟19316月来邹平,到19337月的两年之中,国民党的政府机构一直存在,邹平当时并存着两套班子,两边的矛盾一直不断。邹平实验县的批复下来之后,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消,实验县政府“裁局设科”,把原来的公安、财政、建设、教育四个局裁撤之后改为五个科,并进行合暑办公(类似于现在开发区的行政服务大厅),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,建立考勤制度、例会制度等,县长、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,没有特殊享受,和大家在食堂一起就餐,毫无官僚作风,政府工作面貌焕然一新,工作作风大为改观,工作效率大为提高!

教——乡学和村学:最能体现乡村建设特色的,是邹平的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。实验县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,在乡设乡学,在村设村学,把原来的乡农学校并入相应的村学和乡学之中。乡学和村学既是教育机关,也是地方行政机关,特点是以教统政、政教合一。乡学和村学的结构都是四部分组成:学长、学董、教员和学众。学长是从全村和全乡选举一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,带有顾问性质,不负责具体事物,在乡学和村学中坐镇,起个道德教化和矛盾协调的作用。学董是村学和乡学的董事会,有几个村理事、乡理事组成,是具体办事的,负责日常工作;教员是负责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教师;全乡、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是学员,接受教员、理事和学长的管理和教育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,梁漱溟实际上是把大众教育、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结合起来,这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有相似之处:社会即学校,生活即教育。

建乡学办学校,首先要解决校舍问题。原来有区公所的乡,把房舍改建一下还能行,但是另外新增的几个乡困难就比较大。比如,县城西边的第四乡就遇到了一场不小的风波。

为了解决校舍问题,实验县为第四乡想了一个权宜之计,就是先把新民村的寺庙改建成乡学的校舍。新民村这座庙的规模比较大,是一个四合院,北大厅供着碧霞君像(邹平当地人俗称“泰安奶奶”),东大厅供着菩萨像,西大厅供着如来佛像,可能是受空间限制,老百姓也很能创造,让这几位神仙在这个院子里联合办公,香火还比较旺。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,为了减小工作阻力,第四乡学长王荫南几次到研究院和梁漱溟汇报情况,最终商议了一个折中的方案:房子一定要腾出来,但神像不能毁坏,方法是给几位神仙分家,把他们分别搬到其他地方供起来。施工这天,为了支持乡学的工作,施工这天梁漱溟亲临现场。结果,还是遭到当地村民的极力反对,围观的群众吵吵嚷嚷,一时聚集了很多。

这时,村里有个老秀才,叫吕梦白,他情绪非常激动,煽动着村民阻止施工,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在场的梁漱溟先生:“梁院长,你口口声声要建设乡村,要弘扬传统文化,你们这样干,不是破坏礼俗,破坏乡村吗?”接着也有人随声附和。

先生等他们把话说完之后,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了这样几层意思:第一,神像本来就是我们用泥巴塑起来的,既没有灵魂,也没有生命。第二,大家祖祖辈辈供奉它,烧香磕头,可是它到底为大家解决了什么实际困难?大家不还是照样过着缺衣少食的苦日子吗?第三,现在,我们兴办乡学,把大家组织起来,发展教育,让大家学习文化,学习技术,一起发展经济,这才是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啊;最后,先生又把目光转向那位老秀才说:象您这位老先生,当初如果不是自己去刻苦攻读,而是一味地在这里求神拜佛,那您怎么会有今天的功名和学问呢?一席话,说得老秀才和闹事的村民都哑口无言,一场风波平息下来,庙里的神像也顺利拆除。几天后,第四乡乡学在新民村正式办公开学了。

在梁漱溟和研究院的努力下,到19377月的四年时间里,邹平共设乡学14处,村学285处,地方的自治和教育有了根本保障。

有人会问,乡学和村学就是建起来了,让老百姓参加学习,他们会那么听话吗?梁漱溟有办法:这就是“养” ——发展农村经济,解决民生问题:

梁漱溟认为,农民比较散漫,一盘散沙,要搞社会改造,要进行科技教育,发展农村经济,最好方法是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,走合作化道路,给老百姓带来好处!梁漱溟建立的组织是什么呢?是合作社。

梁漱溟建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“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”,19329月在孙镇霍坡村成立。邹平北部是传统的产棉区,但是本地的棉种已经退化,产量低,质量差,销路不畅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研究院从美国引进“脱立斯长绒棉”,这个品种产量高,本地棉花亩产量只有100斤左右,这种棉花亩产量能达到150斤;“脱棉”质量好,质地白,纤维长,有韧性,每百斤可以卖到46元,而本地棉100斤最高只能卖到38元。而且,原来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,棉商一直操控着棉花的收购价格。现在,合作社和实验户类似于现在的“定单农业”,对棉农负责技术指导、统一收购、扎花、打包,直接供给青岛、烟台等地的大型纺纱厂和向外国出口。这不仅解决了棉花的销售问题,还避免了商人的中间盘剥,保障了棉农的利益。

看来,种棉花是很有帐算。但是,当时大部分农民有个困难,那就是买种子、农药的资金不足。这个事,实验县也有办法,当时成立了邹平金融流通处、信用合作社给农民贷款。但是有一条,农户个人不能贷,这是为什么呢?实验县为了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,规定钱只能贷给加入棉花运销合作社的农户,农民要贷款就要加入合作社,统一接受技术指导。很快,棉花合作社蓬勃发展起来:棉田面积从1932年的不到900亩,到1934年一下子增加到40000多亩,两年翻了四十多倍!仅仅三年,全县就建立了15个美棉运销合作社,在此基础上,实验县成立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联合会。

除棉花运销合作社之外,实验县还成立了蚕业、林业、信用、庄仓、购买等六大类、307个合作社,社员近万户。事实上,梁漱溟在邹平乡村建设最有成绩的活动,就应该是合作社与经济建设了。

 

在经济方面,实验县还组织农民兴修水利。当时,有一个水利工程影响比较大——疏浚杏花沟。

杏花沟,源于邹平南部的长白山,从西南向西北横贯邹平腹地,全长70里,是一条重要排水泄洪的渠道。由于河道常年淤积,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,南部山区的积水排不下去,在青阳浒山铺一带积水成湖,面积达35平方公里。因为湖底很浅,所以每逢暴雨,周围几百顷的农田常常被淹没,周围的农民深受其害。1935年,梁漱溟先生邀请水利专家进行勘测,设计方案,准备实施改造工程排水泄洪。

可是,这样一项造福百姓的工程,却让梁漱溟遇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困难。

第一个,正当工程准备开始,邹平却有一部分民众因为经济负担问题,到研究院找他集体请愿,要求取消工程。最后,梁漱溟想了两个办法解决了问题:一是请韩复榘协调,从周村调了一个旅的部队,帮助邹平疏通河道;二是原计划60天的工程,改为两期进行。这样,民众的经济负担减少了。经过几千军民的共同努力,邹平境内的工程顺利完工。

但是,梁漱溟又碰到了第二个难题!

杏花沟流经邹平和长山两个县,疏浚工程需要两县相互配合才能完成。尽管邹平实验县与长山县县长袁明谦多次协调,但是,袁县长觉得工程对长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,所以态度一直比较消极,工程迟迟没有动工。

据说,梁漱溟曾经专门为此事去济南面见韩复榘。果然,韩复榘不久就赶过来了。那天,韩复榘带人直接到了周村工兵营所在地,这时候,附近几个县的军政要人都集中过来听他训话。长山县袁明谦县长自己骑摩托车赶过去的,结果又迟到了,韩复榘很不客气地让他在一边站着,然后开始训话,先谈了禁毒等几项其他工作,然后突然转过脸去,冲着袁明谦问他知不知罪,非常紧张,含糊其辞,韩复榘怒不可遏,高声责问他杏花沟是怎么回事,然后泼口大骂,越骂声越高,越骂气越大,说着说着,就脱下皮鞋,拉住袁县长,劈头盖脸地就打起来。旁边的人一下慌了手脚,急忙上前拉韩复榘。韩复榘最后指着袁县长的鼻子说:汛期之前挑不好杏花沟,我要你脑袋!然后宣布散会。

结果,杏花沟工程很快就结束了。有人说,这多亏了梁漱溟的努力;也有人说,也多亏了韩主席的那顿皮鞋!

 

在民生方面,实验县还积极改善邹平的医疗卫生条件,改良社会风俗:铲除婚姻陋习,禁止女子缠足、禁止吸毒赌博等等。

比如,当时邹平在婚姻问题上就有三大陋习:第一是男子早婚严重:小男孩十三四岁就结婚,小的甚至七八岁,过了二十岁在找不到媳妇,人们就怀疑这个孩子有问题;第二是女大男小:女的比男的大七八岁很正常,大十几岁也不希奇。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,形象地反映了这个问题:“十八岁的大姐九岁的郎,不象儿来不象郎。要说是郎郎又小,要说是儿不叫娘。”第三是女方索要财礼过重。

梁漱溟认为,这样的婚姻陋习必须铲除,因此采取“两手抓,两手都硬”的方法,一方面通过村学和乡村积极进行宣传教育,另一方面制定八条行政措施强制执行。其中规定:“男未满十七岁,女未满十五岁者,不能定婚”、“男未满十八岁,女未满十六岁者,不得结婚”、“女家收受男家聘礼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元。”这期间,实验县政府处理了一庄婚姻,结果就在邹平产生了很大影响:

当时,邹平东范村有一个农民叫荣尊华,家里只有爷两个,他和一个6岁的儿子,烧火做饭,缝补浆洗不太方便,就给儿子找了一个18岁的媳妇。为了避开县政府,结果就偷偷定了婚。这件事情,乡学这边做了一些工作没做下来,结果县政府派人把荣尊华抓了起来。县长徐树人直接审问,对荣尊华进行了严肃批评,并扣留三天,命令他解除这庄婚姻。因为娶媳妇被县里抓起来了,这件事情一时被传为新闻。在实验县的努力下,邹平的婚姻陋习得到有效遏止。

 

就在乡村建设风风火火之际,梁漱溟却陷入了另一种担忧之中。

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,日本很快占领东三省;1933年打到长城一线,开始向关内进攻;1935年策动华北五省自治!梁漱溟明显地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胁。覆巢之下,焉有安卵?于是,他开始了另一项重大措施:“卫”——组织乡村自卫。

当时,梁漱溟组织乡村自卫,一可以整顿地方治安,二可以加强将来对付日本人。首先实验县政府成立民团干部训练所,在下边的乡里组织联庄会,开始进行自卫训练。训练办法规定,每年冬季农闲时节集中进行训练,农村每25户为一闾,每闾选出21825岁的青壮年,全县择优录取了1200名,分期在县城进行集中训练每期2个月,以军事训练为主,同时进行成人教育。会员集中训练之后,按乡编为乡队,隶属于乡学。各村再以联庄会员为主,编为村组。到1937年,全县共训编乡队14个,村组107个,入编会员9794人。实验县还为这些民兵组织配备了枪支武器。

韩复榘来邹平视察时,见到邹平训练有素的民兵组织,非常高兴,对实验县和梁漱溟大加赞赏,并准备要把邹平的经验向全省推广!

 

(二)

韩复榘的话,正说到了梁漱溟心里。

因为,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目标,并没有把目标仅仅局限在一个邹平县,他是把邹平作为一个实验基地,等时机成熟之后,再把邹平的模式推广到全省和全国,按照现代新儒家思想,在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之间,走出第三条建设中国的道路!

梁漱溟是怎样来实施他这个宏伟的社会改造方案的呢?主要实施了三大举措:

第一,积极进行宣传报道:193110月研究院创办了《乡村建设》杂志和乡村书店,出版了大量文章资料,宣传报道邹平的乡建事业。在邹平的七年中,梁漱溟在杂志上发表49篇文章,并由乡村书店出版《乡村建设理论》一书。全国各大报刊也开始围绕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展开讨论,称道的也有,批判的也有。一时间,邹平在三十年代成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县级单位。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。梁漱溟还想要大家亲自来邹平走一走,看一看。

第二,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:1933714日,梁漱溟在邹平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。来自河北、江苏、浙江、北平、上海等全国十几个省的35个乡村运动的团体派代表齐聚邹平参加会议。此外,金陵大学、燕京大学、齐鲁大学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,河北定县、江苏无锡和山东邹平,被公认为全国农村运动的三大中心,而邹平因为理论系统